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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杜甫文献整理的相关问题 情感顾问

作者:本站 | 分类:现代文学| 浏览:8

关于杜甫文献整理的相关问题 情感顾问

内容摘要:流传至今的宋元杜集刻本及各类集注本有二十余种,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,值得重视。

如何整理这些珍贵典籍,如何在整理中体现时代特色,是本文讨论的重点。 随着电子化时代的来临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、可观的珍稀文献的发现,大规模的集成研究与体现时代特色的深度整理,已成为当今典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选择。

杜甫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,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逐步推进:一是选择重要的杜集旧注,校点整理,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便利,扩大视野。

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成都杜甫草堂都曾编辑出版所藏杜甫诗集目录,周采泉编《杜集书录》、张忠纲等编《杜集叙录》都是综合性的杜集目录。

关键词:杜甫;古籍;校订作者简介:  据记载,杜甫生前就曾为自己编过作品集。

晚唐以来,各种不同的杜集本子在世间流传,或编年,或分体,或分类,不一而足。 宋代就有“千家注杜”之说。 迄今为止,杜集文献已多达上千种。 遗憾的是,宋代“千家注杜”的成果多有散佚,幸赖有若干种集注本保存下来。

这也是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。 四部典籍中,别集流传不易,其注本也容易散佚。

相比较而言,总集、选集、丛书、类书等往往成为古代典籍保存的重要载体。 流传至今的宋元杜集刻本及各类集注本有二十余种,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,值得重视。

如何整理这些珍贵典籍,如何在整理中体现时代特色,是本文讨论的重点。   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,整理典籍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。 第一种是单纯的字词注释和文意疏通。

譬如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,唐代前期孔颖达主编《五经正义》,多是如此。 这是古籍整理校订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方式。

第二种是比较系统的资料汇编,多以集注形式呈现。

譬如《昭明文选》李善注、五臣注、六臣注等,清人校订十三经等,都带有集成性质。

第三种是独具特色的疏解,如魏晋时期郭象《庄子注》、王弼《周易注》《老子道德经注》以及清代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,多具有思想史价值。

这种整理方式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,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、思想的阐发。   上述三种古籍注释形式都很重要,并无高下轻重之分。 事实上,对多数读者来说,如果没有字词的训释,没有典章制度、历史地理、历代职官等方面的解说,这些深奥典籍是很难读懂的。 对学术研究而言,如果没有最基础的字句注释工作,所谓集注和义理阐发也就无从谈起。 所以,单注本的整理依然是今天最应该重视的古籍整理工作。

但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。

古籍整理的首要目的是方便阅读,更重要的是引导读者思考文本内容,并对其义理进行阐释。   笔者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”研究过程中,也在不断思索这样的问题:一是探索回归传统经典的意义;二是寻求回归传统经典的途径。

前者应当没有疑义,后者则见仁见智,理解不同,做法不同,效果也不同。

  清代阮元在杭州主持诂经精舍,传经布道,在江西校订十三经注疏,先后云集一批重要学者。 在此基础上,他还提出另外一种整理典籍文献的设想,即通过胪列众说的方式,把清朝经学研究成果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。 具体来说,就是将各家重要见解分别罗列在经典著作的每句话下面,章分句析,旁罗参证,详考得失,断之于心。 汇集清朝经学著作,阮元编有《皇清经解》,王先谦有《续皇清经解》。 但这种专题丛书远没有达到阮元所预设的目标。

这项工作难度太大,尽管阮元位高权重、资源丰富,最终也没有付诸实际。

这种编纂方法,游国恩先生有所尝试,并取得成功。

他主持编纂的《离骚纂义》《天问纂义》等著作,就像阮元设想的那样,在每句诗下罗列历代注释,考订成果,然后下按语,很多按语都是点到为止,引而不发,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。

今天来看,这样的学问看似朴拙却最有实效,体现了当代学人对历代整理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清晰把握。   杜甫及其相关文献研究,历代成果异常丰富,一般说来,几无发掘空间。 但笔者认为,杜甫研究的突破,还是绕不开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。 所谓基本文献,就是历代研究成果。

随着电子化时代的来临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、可观的珍稀文献的发现,大规模的集成研究与体现时代特色的深度整理,已成为当今典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选择。 杜甫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,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逐步推进:  一是选择重要的杜集旧注,校点整理,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便利,扩大视野。

  所有从事古籍注释的人,似乎都有一个梦想,就是希望自己的注解后来居上,成一家之言,为权威定本。

但从学术发展史看,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。

就杜诗而言,每一位注释者对于前人的注释只能是有选择的截取,十不一二。 即便是所谓的集注本,也不可能有文必录。 因此,前人注释原貌,一般读者往往看不到。 久而久之,这些著作很可能就会被遗忘,乃至佚失。

正像清代顾千里所说,古书校订,新本出,旧本亡。 所以,他主张不校之校,也就是尽量保持原书面貌。

整理前人注释成果,也往往出现顾千里担忧的现象。 历代旧注,就是在不断的注释中逐渐消亡的。

从古书流传的一般规律讲,自然淘汰属于常态。 而从做学问的角度说,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,依然是做好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。

为此,我们有必要对重要的宋元旧注,如王洙、王琪编定、裴煜补遗《杜工部集》,赵次公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》,旧题王十朋《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》,郭知达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诗》,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,黄希、黄鹤《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》,宋末刘辰翁评点、元代高崇兰编次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》,佚名《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》,佚名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,佚名《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》等给予高度重视,原原本本地加以校订,让更多读者看到旧注全貌。 尽管有些著作的作者问题尚存较大争议,但这些著作能保存至今,说明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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